我想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对当前城镇化水平的认识。只有有一个明确的认识和定位,才好谈后面的问题。第二个问题，如何推进城镇化。第三个问题，城镇化对发展转型的影响。

　　第一个问题,对2011年51.3%的城市化率，大家怎么看？实际上是存在不同认识的，我想在座的各位认识也不一定都一致。比如说,中科院有一位院士认为，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已经搞过头了，赶快叫停。当然也有人讲世界城镇化率已超过50%， 2011年我们刚刚达到世界的平均水平;但是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达到了四个等级中的中高收入门槛，当然中高收入的跨度很大，这么设计有原来的考虑。我们的城镇化才刚刚达到世界平均水平，我们滞后了。所以我的观点是，要谈论我们城镇化今后怎么发展、怎么转型，首先我们对城镇化率要有一个明确的认识，达到了什么程度？到底是城镇化过头了,还是城镇化“滞后”了？我以为基本上反映了现在的人口的城乡结构，反映了客观的发展实际。城镇化是什么？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它应该是三次产业的结构问题，农业、制造业、服务业比例问题；从劳动学角度看,应该是就业结构，三次产业的就业结构问题；从社会学角度看,是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现代文明取代传统文明的问题。从不同学科和角度观察,给出不同的定义。但是大家一般的公认，城镇化最重要的还是从人口结构来考察，因为划分城市规模，都拿城镇人口数量多少作标准，衡量城镇化率也以人口多少为标准。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我们现在基本上还是正常的。如果按照塞尔奎恩—钱纳里模型衡量,我国是人口的城乡结构落后于三次产业就业结构；三次产业就业结构落后于按产值计算的三次产业结构。以此看来,目前的城镇化率应在60%左右,我国的城镇化还有比较大的空间,还有较大的发展余地,这是可以肯定的。

　　第二个问题,如何推进城镇化。要想推进城镇化，发挥其在促进发展和转型中的作用，离不开城市化的历史,讲城市化历史可以让我们更清楚现在和未来城镇化的发展方向。中国城市化的历史,我认为可用三个历史性转变概括:一是城市化的速度由慢车道驶入快车道。新中国成立后,人口城市化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49—1960年，这是城市化比较快的起步阶段，1960年城市化率达到19.7%；第二阶段：1960—1980年，为20年徘徊阶段，一直徘徊在17.5%到19.4%之间，在世界人口城市化史上很难找到这种情况；第三阶段：1980年特别是1987年以来，为人口城市化驶入快车道——加速推进阶段,2011年城市化率达到51.3%。

　　二是城市化结构变动到以大为主。中国城市化长期奉行积极发展小城镇，合理发展中等城市，严格控制大城市规模的方针。然而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不是人为控制得了的，单纯的行政规划也是规划不了的，因而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形成事实上以大城市为主导的发展。近30年来，我们走的是以大带小的城市化道路,限制大城市规模也限制不住。比如北京市，1992年提出任何时候北京市人口不超过1000万，是经中央书记处批准的。就在讲这个话的时候，北京人口已是960万，没过多久就超过了这个数。然后又提出1200万、1600万、1800万，到2011年的国庆节之前，北京市人口超过2000万。北京市总结了一句话，北京市的人口规划是屡战屡败，屡败屡战。一次次败下阵来,又一次次重新上阵。但是最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北京市外来的农民工走了60万，为什么？这是因为北京市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农民工在这里不好待了。

　　三是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我以为这是一个很大的带有根本性质的转变，过去我们搞城镇化、城市化，只是注重于城市本身的发展，很少考虑到农村和城市发展的关系，很少考虑农村的发展。这样的结果，发展难免走入歧途。后来中央提出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明确了城市化的发展方向,发展速度、大中小城市结构都要服从这一方向,就可以避免重蹈人口城市化“拉美陷阱”覆辙。城市化“拉美陷阱”是畸形富裕与畸形贫困、畸形先进与畸形落后、畸形文明与畸形愚昧并存的城市化,成为这些国家长期不能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垫脚石和铺路石,应引以为戒。也可以说,当前我国城市化最大的风险,就是要避免跌入拉美城市化陷阱。

　　第三个问题,城市化与发展转型。我想,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把城镇化纳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对此，我注意到迟福林院长关于二次转型与改革战略、消费主导方面的研究成果，我很赞同他的观点，并且在我的论著中也引用过他的观点。但是现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已经提出很久,为什么总转不了，症结在哪里？这与我们的城镇化有关系。一般认为,城镇化有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以农民进城、农民变市民为主，即乡村城市化；第二阶段是中小城镇向大城市转移，以大为主的城市化；第三阶段，大城市尤其是特大城市中心区人口向郊区转移,亦称之为逆城市化。城市化自身的这种规律,恐怕我们也很难越过。目前我们处在S曲线中部,还有较大发展空间,还可能有15年左右的快速推进;走以大为主城市化,也是不可改变的“方程式”;唯统筹城乡发展的城市化是中国特色,也是避开拉美陷阱的关键所在。这就要求我们妥善解决好变农民为市民问题,使他们共享住房、就业、教育以及其他公共社会资源,融入城市社会。迟福林院长讲到，现在人们都不愿意进城，一进城土地就没了，将来没有退路了。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以为这个问题单纯靠制度来解决困难很大，不能说解决不了，但是非常困难。中国户口制度几千年，而且二元经济结构、二元社会结构户籍功能凸显,立即取消不可能。传统是历史的惰性力,户籍制度非改不可。现在讲户口究竟有多少用途？身份证能不能逐渐取代户籍？我们过去也做过一个项目，就是要把身份证变为个人的智能卡(IC卡)，分为公共与个人信息两部分,个人部分高度保密,可以使用指纹，指纹的重复率两亿分之一；进一步可以使用瞳孔，重复率八亿分之一。户籍改革要有一个过程，从淡化“农业”与“非农业”身份开始。

　　我举一个统筹城乡发展的例子。最近我到河南开一个国际会议,了解到一些地方正在开展新型农村社区建设。了解一些大概情况，即将原来分散的农村家庭户,由政府和个人共同出资,兴建新型农村社区。社区建设大头由政府出,个人出小头,共同建造农村新型社区。农民原居住地房屋、土地等交出,新区按政策分配一定房产和土地，新区农民一部分仍从事农业,走重新规划的产业化道路；一部分从事副业和工商业,发展非农产业；还有一部分外出打工,加入流动人口农民工队伍。目前这样的新型农村社区围绕大城市周围展开,成为城市向农村过渡的中间地带,希望成为统筹城乡发展的一种形式。不管人们怎样评价，它总是具有研究和探讨的价值。

　　来源：中国改革论坛网[作者田雪原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