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克强总理指出：“中国未来几十年最大的发展潜力在城镇化”，并提出了“近10亿人的城镇化”的目标。从社会学的立场看，城镇化，并非高楼大厦、马路广场……其本质乃是人的城镇化乃至现代化。因此，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中国的城市，尤其大城市或特大城市的包容性将是十分重要的。 

　　此前，在2010年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胡锦涛主席以“包容性增长”为题作演讲。此后，“包容”这个词在中国不胫而走，已然颇得青睐。在相当多特大城市或大城市的“城市精神”或“价值取向”中，都有“包容”的一席之地。譬如北京的“爱国、创新、包容、厚德”，上海的“公正、包容、诚信、责任”，成都的“和谐包容、智慧诚信、务实创新”，等等。 

　　社会包容和社会排斥  

在当今世界上，谈及社会发展，“包容”可以说是一个常用的概念。若用英语表述，即为“Inclusion”，其本意是“包括”，其引申义为“包容”，包含了“兼容并包”或者“兼容并蓄”的涵义；再进一步引申，则是“融合”。当“Inclusion”与“Social”搭配成复合名词“Social Inclusion”时，就成了一个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常用的概念，一般翻译成“社会包容”或者“社会融合”。 

　　但是，更值得注意的是，“社会包容”的反义词是“社会排斥（Social Exclusion）”，这也是一个社会学和社会政策学常用的概念。美国社会学家戴维是这样解释“社会排斥”的：“主导群体已经握有社会权力，不愿意别人分享之。譬如他们担心移民具有潜在的破坏性，因而感到有必要对这些人加以社会排斥。” 

　　从历史上看，社会排斥，原先是针对大民族完全或部分排斥少数民族的种族歧视和偏见的，这种歧视和偏见建立在一个社会有意达成的政策基础上。现在，在社会学和社会政策领域中，这个概念的用途已经很广泛。一般认为，“社会排斥”是占据社会主流地位的阶层或群体在社会意识和制度安排等不同层面上对边缘化的贫弱阶层或群体进行社会排斥。 

1995年，在哥本哈根关于社会发展的世界峰会上，“社会排斥”被视为消除贫困的障碍——“他们往往由于民族、等级地位、地理位置、性别以及无能力等原因而遭到排斥。特别严重的是在影响到他们命运的决策之处，根本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各种社会排斥过程无不导致社会环境动荡，终而至于危及全体社会成员的福利。” 

　　现在，我们强调“社会包容”或“社会融合”，是指要消除任何形式的“社会排斥”，要使所有的社会成员一起共享社会经济发展的成果，并且努力消除社会阶层、社会群体之间的隔阂和裂隙，使所有的社会成员都包容到社会经济发展进程中——无论是男性和女性，老年人、成年人和未成年人，健康人和病人、残疾人，富裕阶层、中间阶层、劳动阶层和社会底层，主体民族和少数民族——都能够无障碍地融为一体。 

　　城市管理中显见的不包容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口号中高喊的“包容”仍然只是政府的口号。由那些以“包容”为“精神”或“价值”的特大城市的政府“牵头”，堂而皇之地对“流动人口”的不包容，或者说社会排斥和社会歧视，可以说随处可见。到网上随意搜索，就可以见到“异地高考政策公布期限将至北上广难产”、“户籍改革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北京市人大建议缩减低端劳动力提高市场门槛”……在一些地方政府召开的会议上，某些特大城市排斥低端劳动力的“经验”得到热捧。 

　　这些排斥低端劳动力的“经验”有其极其荒谬的“理由”，城市管理者说：我们的未来发展需要的是高端人才，不需要低端劳动力。但在现实中，世界上恐怕并不存在一个纯粹由高端人才组成而没有低端劳动力的城市，因为城市生活中如果没有那些看来不起眼的低端工作岗位就无法有序运转。 

　　社会学大师吉登斯在《社会学》一书中说道：“城市属于谁？一方面，城市是‘都市魅力’的会聚之所，有令人眼花缭乱的时髦餐厅、酒店、大厦、机场和剧院，为新全球经济的建筑师和管理者光顾。随着全球化的扩张，这一部分‘城市用户’的人口将继续增长。而另一方面，成千上万生活在经济增长边缘的‘城市用户’对城市所拥有的权利同样重要，但却通常不受重视。外来移民、穷人和其他下层人口在世界都会中正逐渐占据越来越醒目的位置。”吉登斯所说的，是世界上所有城市的一般状况，难道中国的城市又会有什么“特殊国情”？ 

　　假设中国的城市都只容留高素质的高端人才，“低素质”都将被排斥出去，那又将形成一种怎样的局面呢？会不会形成占人口多数的“低素质”农村包围城市的态势？最近在很多省市像恶性肿瘤一样迅速蔓延的“全能神”邪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对“低素质”的关注吗？ 

　　更何况，有的外来人口已经在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工作、生活多年，为什么还是“低素质”？“高素质”到底是天生遗传的，还是后天习得的？我们城市的政府难道对长期居留的“低素质”没有责任吗？遗憾的是，我们城市的政府对于这些流动人口的基本态度就是：我只需要你的劳动力，而对你的基本生活需要，那怕是生存的需要，我能不负责就不负责。一旦青春不在，劳动力耗尽，那你就自己选择离开。 

　　但是，我们应该认识到：第二代农民工与第一代农民工的生活境遇已然完全不同。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在“N年不变”的家庭承包责任制实施后出生或长大成人的。从国家政策的表述上，承包制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但在农民看来，承包时尚未出生或者尚未成年因而没有参加分田分地的家庭成员，家中的责任田他们是“没有份”的，而这些80后、90后的年青人本身也认可这一点。 

  再说，他们都是从小读书，初中或高中毕业后就外出打工，极有可能根本就不会干农活。因此，家中的责任田，对第一代农民工是退路，而对第二代农民工已经起不到这样的作用。他们最有可能的出路就是扎根城市，而他们的下一代，基本上是在城市出生的一代人，更与农村无缘了。如果认识不到这个事实，仍然对流动人口采取排斥和歧视的态度和行为，对中国的城市将会后患无穷。 

　　城镇化亟需社会包容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拒绝“低素质”人口已然不可能。我们的大城市和特大城市想以新加坡、香港为榜样，可新加坡是国家，香港是特区，有个叫做“国境线”的国际通行的法律限制可以阻止外人进入。可在同一个国家之内，这种障碍并不存在，也没有理由存在。改革开放以来，因为劳动力资源市场化配置的需要，与人口流动相关的政策已经很开放。不管有没有户口，只要随身携带身份证，走遍神州大地应该不存在什么障碍。从理论上来解释，一个能够被控制的系统总是一个闭环系统，而一个开放的系统则不可能被完全控制。 

　　如果要以“人口密度”来说事，据说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TOP10中，中国大陆只有深圳和上海跻身其中，深圳名列第五，上海名列第十。名列第一和第二的是印度的孟买和加尔各答，第三是巴基斯坦的卡拉奇，第四是尼日利亚的拉各斯，第六是韩国的首尔，第七是中国台湾的台北，第八是印度的金奈，第九是哥伦比亚的波哥达。再说，一个城市的地域范围是人为地划定的。上个世纪80年代说北京只能容纳800万人口时，我们的视野局限在三环以里；本世纪初说北京只能容纳1600万人时，我们的视野扩展了，延伸到了六环，还包括很多卫星城。放眼世界，著名的国际大都市其实都有两个相连的概念，一个是城市本身，另一个是以这个城市为中心的经济圈。 

　　最后还有一个忠告，外来人口实际上大大降低了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的老龄化程度。按户籍人口计算，现在的特大城市、大城市的老龄化程度都已经很高了。据媒体报道：2010年，以户籍人口计算，上海市的老龄化程度为23.4%，北京市为18.7%；但以常住人口计算，根据六普的数据，上海市的老龄化程度为15.1%，北京为12.5%。两相比较，上海市要相差8.3个百分点，北京市要相差6.2个百分点。如果没有流动人口的补充，上海市和北京市大概早已陷入缺乏劳动力资源的困境。 

　　这几年，东部沿海地区普遍闹“民工荒”，而目前恰恰是中国的劳动年龄人口的峰值。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中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为9.22亿人，18—59岁的成年劳动年龄人口为8.82亿人。在劳动年龄人口高峰期闹“民工荒”，这看似矛盾的现象背后的涵义是异乎寻常的。近年来各大城市驱赶“低素质人口”的政策难辞其咎。总而言之，类似的“控制人口”的政策是把双刃剑，而且很可能对着外来人口的一边是钝的，而对着自己的一边却是利的。 

    来源：凤凰网[作者唐钧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秘书长]